疫情的持续使得新供给冲击正在形成，与四十年前引发滞胀的供给冲击相比，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通过类似的作用机制给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供给冲击，但应对政策却集中于需求侧，这种错配导致了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由于OPEC的限产，油价两次大幅上涨，不仅引发了通胀和衰退并存的滞胀现象，还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和学理革命。新供给冲击深刻改变了全球复苏利益的分配结构，利益博弈可能导致地缘冲突。

2021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对全球供给侧的拖累作用显现，生产要素流动放缓和供应链成本上升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这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体现了基本面的重要变化。

新供给冲击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带来了挑战，全球政策调控理念迫切需要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供给主义”。

由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担忧超宽松政策的可持续性，市场对政策的信心流失，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重点与问题核心不匹配。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供给冲击，但应对政策却集中于需求侧，这也带来了结构性难题。

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曾给全球经济政策带来重大改变，强调需求侧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面临无法应对滞胀格局的挑战，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

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将给全球经济政策带来类似的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政策在需求侧的发力已接近瓶颈，需要进行供给侧变革。供给侧变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力度和效果将决定各国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未来。

在新供给冲击下，越重视微观基础和供给侧变革，就越有希望早日走出全球经济弱复苏的困境，并在新的长期复苏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