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和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增长，导致对跨境支付服务的需求增加。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8.4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RCEP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1.4%和22.9%。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1.69万亿元，增长了31.1%。

同时，出国旅游和留学也成为重要的跨境消费方式，为跨境支付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2019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463万人次，消费额达到17553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尽管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留学和出境旅游市场都受到了重创，但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留学和旅游消费市场将逐步恢复，为跨境支付市场继续提供发展空间。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具有天然的优势。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具有安全性高、效率高和交易成本低等优点，然而私人数字货币却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发行者的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私人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是一国央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发行的主权货币的数字形式，并根据应用场景可以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类，前者限于银行和国家支付系统的其他成员，后者则对公众普遍开放。私人数字货币则是由某个机构或个人发行的非法定数字货币，主要包括Libra、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等。

由于数字货币通常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和分布式多节点共识机制，可以实现交易记录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从而提高跨境交易的安全性。与传统的电子跨境支付相比，私人数字货币采用的DLT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跨境支付结算时间可以压缩到1天内，并且跨境支付交易费用可降低约7倍。然而，去中心化的特点也导致难以明确监管对象，从而给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此外，私人数字货币的跨境流通绕过了传统的跨境支付系统，给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带来了困难。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如信用风险和监管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是国家央行负债表上的一项负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主权性和法定偿付能力等特征。对于消费者来说，与私人数字货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的信用风险非常低。同时，在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过程中，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商户代码和交易习惯判断各商户的交易场景，并通过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对其进行监控和管理，以严格监管洗钱、跨境赌博、恐怖融资、武器交易等场景。

此外，构建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网络，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平等且可自由参与的适度中心化体系。这将改变当前高度中心化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为打破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带来机会，恢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

然而，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目前仍面临着互操作性和技术等问题的限制。尽管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有很大的优势，但不同国家央行政策差异导致的互操作性问题是限制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主要不可控因素。由于跨境支付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类型和跨境支付系统等，互操作性是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首要条件。

要实现互操作性，首先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央行政策的差异。由于各国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要求不同，跨境支付中的结算模式也不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但非中心化模式需要各国统一基础架构，兼容本国跨境支付系统，并符合本国货币政策。目前，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改进来解决，因此成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全面推广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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