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霖所长:我们认为这是利好的。首先，像注册制改革、科创板和创业板都在探索，在打开资本市场通道方面取得了进展，能够增加市场总体的流动性。其次，高质量公司的上市也能进一步吸引全球资本的加速进入。可以看到，这些大型IPO非常火爆，机构投资者非常迫切想要参与，甚至无法满足配置需求。
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与全球接轨，会大大增加全球资产管理者和资产拥有者在中国的资产配置。
另外，上市规则方面的最重要之处是，A股、港股和全球上市规则逐渐打通。这就是为什么像蚂蚁集团这样大体量的公司可以同时在两地发行。大部分机构需要同时考虑两地市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随着优秀标的越来越多，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我们希望能够逐渐在A股市场上实现“腾笼换鸟”。
关于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对资本进入中国的影响，我们认为政府完全限制资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可以看到一些资金受到限制，比如联邦政府退休基金。但对于企业退休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大多数基金来说，资本本质上是要获得回报的。我们坚信，只要基本面好、标的资产质量好，企业就不愁卖。西方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干预是很少见的。
《21世纪》:现在很多机构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践行ESG理念并在年报中进行大量阐述。您如何看待实践ESG，并在追求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之间取得平衡？
段建霖所长:我们认为ESG是投资的首要和最后一道关口。首要关口意味着我们将其作为筛选企业时的排除性因素，不会投资高污染的企业；而最后一道关口是指我们在模型中，将ESG带来的软性效益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回报，二者是统一的。
ESG的指标与投资回报同样重要，比如在环境（E）方面，我们认为长远来看，碳交易将成为重点，所以碳成本必须纳入考量。对于长期投资而言，环境成本必须视为投资回报的一部分。今天很多企业短期看回报还不错，但一旦考虑上碳排放成本，其可持续性就不足。环境风险和财务风险两者可以合并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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