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理论之父罗斯托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工业化准备、工业化起飞、工业化成熟以及消费时代，这也是“经济增长的阶段”。

工业化起飞之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前发展，是由于投资率的较高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自动性和持续性，这种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是一种可能的“自动增长”，或是所谓的“投资引致投资”。这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总结。但是，这种自动增长可能性的大小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水平，即资本积累的程度，也就是资本投资周期或中周期能否顺利开启。具体而言，取决于：

①原主导部门的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能否继续发挥，即旧主导部门作用的下降不是骤变式、崩溃式的，或者旧主导部门通过技术、模式、组织等创新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②新旧部门的转化是否顺利，新主导部门是否可以不断替代旧主导部门引起“起飞过程的不断重复”，这与熊彼特的“破坏均衡”异曲同工。

第一个因素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一个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第二个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增长的幅度，是一个持续性和增长程度的问题，实际上也和增长中枢的变化相关。如果两个因素没有很好地满足，最后的结果就是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过渡的困境，被称为“工业化起飞萧条”。罗斯托等人认为，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再工业化”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从增长的内生模式看，工业化成熟的增长动力在于集中化（大型化）、中坚化以及旁侧效应——城市化。集中化带来工业部门的上下游或横向规模的扩大，以及潜在效率的提高（这个存在分歧），中坚化则是中小企业及配套行业的成长路径。城市化一般在工业化成熟阶段随着集中化以及工业集群的形成而加速，从而给工业化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内生动力。

走向工业化成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还是一个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但是，这个阶段的投资遭遇了比此前更加明显的约束。

一是由于城市化的泛化，使得部分农村地区成为城镇或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这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出现了大拐点。

二是要素配置的方式更多在于改善而非创新，出现持续性的“技术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素配置的效率并非比起飞阶段更好，特别是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遇到严重挑战，因为增量产出的资本投入在不断增加。

三是大型化等造成了分利集团，使得利益边际更加明显，社会制度的僵化、贫富分化以及社会矛盾更加明显，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率也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增长的中枢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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