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正在开办我自己的“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AC），通过它，我可以确保投资人的财务承诺，而投资人则期待我最后能够并购一些有希望但不想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

在构想这一新角色时，我认为我会因为进入方兴未艾的加密货币领域而更加时尚。新闻报道在大谈大干快上加密货币，因此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呢？

我拒绝了这一邀请。SPAC和加密货币的日渐流行未必是因为它们自身的优势，而是因为当前的过剩，股票牛市冲天，利率极低，新冠肺炎疫情封城也在一年之后迎来了政策推动的反弹。

平心而论，在某些情形中，通过SPAC争取健康回报也许相当有意义。但大量这类实体被创造出来这一事实，应该引起对周边市场风险积聚的担忧。

至于加密货币现象，我试图保持开放态度，但作为经济学家，我难以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当然理解对主要法币的常规的抱怨。

我仍然记得我在欧元诞生前夕的思路。用一种共享货币将欧洲各经济体汇总起来将消除一个关键的货币政策约束——令人恐惧的德国央行，而令全球货币市场产生一系列新风险。这一担忧让我（短暂地）下注于黄金。但1999年欧元诞生时，我已经说服自己接受它的吸引力，改变了我的态度（在最开始的几年中，这是一个错误，但长期看来是正确的）。

类似地，我已数不清我写过和读过多少所谓的美国收支平衡不可持续、美元贬值一触即发的文章。诚然，这些警告（以及类似的关于日本漫长的货币政策宽松实验的预警）并未成为现实。但是，出于所有这些归纳证据，我可以理解为何比特币（现代版的黄金）及其众多竞争对手会引起如此兴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它们常常没有可信任的中央银行或外币投资渠道，以数字货币形式存钱显然非常有诱惑力。

同理，创造新的世界货币，或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或其他任何国家货币有关的过剩的理由也由来已久。因此，中国已经引入了央行数字货币，希望以此为更加稳定的新全球货币体系奠定基础。

但这些创新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有着本质区别。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是，一种货币要想具备信誉，必须充当交易手段、价值储藏手段和记账单位职能。难以想象加密货币如何永远满足所有这三个条件。诚然，一些加密货币有时可以表现出行使某些功能的能力，但经典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太大，几乎无法想象由它充当可靠的价值储藏或交易媒介手段。

此外，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为这三项功能提供的基础。货币管理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关键性工具。我们为何要将这一职能拱手让给匿名的无形力量，比如去中心化账簿，特别是这一力量还会遏制货币总供给，进而必然会不断波动？

无论如何，观察当中央银行在保持多年极端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终于开始提高利率时加密货币身上会发生什么，将十分有趣。我们已经看到，比特币价格总是在“去风险”期间暴跌，这时市场会猛然切换到安全资产。从这个角度看，它表现出众多“成长股”或其他高度投机性赌注的行为。

出于透明度原因，我确实在几年前考虑过购买一些比特币，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从18000美元暴跌到8000美元以下。我的朋友预测它会在两年内站上50000美元，确实如此。

最终，我决定不买，因为我已经承担了大量风险，投资了一些初创期公司，这些投资至少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但即使我确实投资了比特币，我也明白这只是投机，而不是押注于货币体系的未来。

当然，投机性赌注有时候会带来回报，我也祝贺那些早早买入比特币的人。但我对他们的建议如同我对彩票赢家的建议：不要让一厢情愿蒙蔽了你的双眼。

（作者系吉姆·奥尼尔，责编：任绍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