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架构，致力于实现M0替代。这种设计思路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引发国内外广泛讨论和争议，甚至一度出现较为极端的观点。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央行数字货币具有过渡性特征，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其价值，着力管理好数字货币演进过程中的转型风险，推进数字货币多领域探索。

数字人民币推出之后，市场上兴起了各种观点和评论，其中两种极端的观点值得警惕。

一是数字货币“无用论”。认为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只是纸币（M0）的电子化，没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改变，价值有限。我国M0余额较小，2020年平均余额仅为8.3万亿元，占M2的比重逐年下降，2020年仅为3.91%。

考虑到我国仍需保留纸钞流通，无法废除纸钞体系，数字货币体系带来的成本节约很有限。与此同时，我国第三方支付已高度发达，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是替代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工具，对支付效率的提升程度有限。

总之，央行数字货币如果仅仅只是替代流通中现金和现有支付体系，没有推动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优化，那么对社会成本节约、支付效率提升的贡献将非常小。

二是数字货币“颠覆论”。认为数字人民币能够大幅提升跨境支付结算效率，有可能取代美国主导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等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颠覆当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据此，有人将人民币国际化还是“颠覆论”，都表现出对数字人民币的偏见和曲解。近日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夸尔斯对美元数字化发表的看法较为客观。经过初步研究，他认为美元已高度数字化，支付系统非常好，经适当改进可满足更多诉求。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益处尚不清楚，但风险是明确且具体的，成本是高昂的。风险包括冲击现有银行系统的结构，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济主体利益，成为网络攻击和其他安全威胁的目标，很难既尊重个人隐私又减少洗钱风险。他不倾向于现在由美联储发行数字货币，但欢迎私人加密货币的尝试，认为美联储历来支持负责任的私营部门创新，且现有美元系统实际上是取决于私人公司每天创造货币。

实际上，当前的数字人民币确实还属于技术层面的变革，尚未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国力，主要受经济、制度和政策等影响，甚至还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不是依靠数字货币单一手段就能迅速实现。但是，央行数字货币还是能够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一定助推作用，如在跨境电商、“一带一路”等特定领域和地区加速人民币的使用等。

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多地区、多领域试点央行数字人民币。从试点情况看，数字人民币的真正价值在于改革现有的银行账户体系（特别是设立共同账户和允许简易开户等），引入数字技术，强化市场需求推动的货币发行机制。其中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数字时代，以过渡模式抢先推动技术探索和货币形态迭代。

一是改革账户体系并加载智能合约，更好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我国第三方支付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克服了现行银行账户设置的弊端，特别是不允许设立共同账户，不能解决线上交易“买”和“卖”的时空不一致引发的信任问题。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后，支付行为将是基于合约规定自动触发和完成的。这相当于收付双方拥有基于央行背书的“共同账户”，而不再依赖于第三方支付平台。

二是推动形成更加内生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依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银行体系，货币发行是基于账户体系的，货币是央行和银行的负债。即央行和商业银行都是信用中介，通过“认可”资产，创造负债（货币）。在目前的数字人民币体系中，在M0层次上，央行自动响应市场需求投放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是央行负债，商业银行只是操作节点。未来引入智能合约后，会在更多场景上由央行直接响应市场需求，创造数字货币。

三是引入数字技术，开启数字时代的货币形态和技术迭代。货币本质上是社会共识和普遍信任的载体。历史上货币形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实物资产”和“主权信用”阶段。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货币形态可能也需要相应调整。当前市场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