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省委书记贪7亿，哪些电视连续剧是反映高官贪污的

一、哪些电视连续剧是反映高官贪污的

国家干部、国家公诉、人大主任、我主沉浮、大江东去、利益与代价、省委书记、绝对权力、正义使命、至高利益、人民的名义。

1、《国家干部》是反腐题材的剧情电视剧，根据张平同名小说改编，由苏舟执导，王志文、巫刚等主演。

2、《国家公诉》是根据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的政治反腐电视剧，由蒋绍华、陈渝生执导，周梅森、孙馨岳编剧，斯琴高娃、高明、吕凉、陈逸恒、郭凯敏、王静等联袂主演。

3、《人大主任》是唐敬睿执导的电视剧，被称作"当代官场现形记"，根据刘儒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以沈阳慕马案为原型，把慕绥新、马向东从发迹到走向毁灭的过程加以艺术再现。

4、《我主浮沉》这是一部深刻反映我国当代改革生活的大型电视连续剧。系著名作家周梅森继《忠诚》、《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后的最新力作。

5、《大江东去》是著名财经作家阿耐(《欢乐颂》作者)创作的一部全景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历史的长篇小说。

6、《利益与代价》是2006年出品的电视剧，由蒙克·巴特尔执导，尤勇、李雪健主演。反映了跨国介的利益争夺，资本与智慧的较量;跨世纪的家族争斗，历史与现实的碰撞。

7、《省委书记》主要内容:大山子矿务局副局长马扬一个条陈上呈中央,就把省委书记贡开宸送进中南海,他专程向总书记汇报了本省当前的形势与问题。

8、《绝对权力》改编自周梅森的同名长篇小说，由成浩、蒋绍华执导，唐国强、斯琴高娃、高明主演的电视剧。

9、《正义使命》是由邱怀阳，海剑编剧，邱怀阳，范冬雨执导的26集公安题材的电视剧。该剧由胡亚捷、吴卫东、柴铭洋等主演。

10、《至高利益》根据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由巴特尔执导，孙海英、张名煜、程煜、张先衡等主演的当代政治剧。该剧讲述了市委书记李东方面对两位前任的“政绩工程”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

11、《蜗居》涉及上海社保案，贪官原型是蔡志强。

12、《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反腐话剧，由国话、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北京嘉会本末文化艺术创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家周梅森编剧，导演王晓鹰执导。

扩展资料：

中国观众对周梅森并不陌生。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前，他创作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反腐题材电视剧已经让许多中国人对他耳熟能详。

《人民的名义》播出，收视率超乎他的预料，甚至有人说，这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电视剧。尺度之最当作何解？周梅森说，不在剧中案件之大，亦不在官员级别之高，而在于我们终于可以正视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态了。

这种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决心，也正是让他再次执笔的真正动力。或者说，《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与观众见面，本来就是反腐深入的一个成果。

记者：《人民的名义》里有多少成分是真实案件改编？有多少出自艺术虚构？

周梅森：文学艺术创作不是报告文学，不能完全按照已有案件来写，但这几年在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我也没有回避，比如故事一开始的小官大贪，侯勇扮演的处长家里搜出2亿多元的案件，我把它当作开篇布局的引子。

我为什么用这个真实的案件呢？就是希望能给观众真实感。

记者：领导干部为了不出错，索性在面对现实复杂性的时候畏首畏尾，在您看来这也是一种腐败吗？

周梅森：是的。我觉得不担当、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这次在《人民的名义》里也都予以了揭示和批评。我们的政治生态里确实有一部分官员就是这样，对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该回避。

记者：《人民的名义》中的腐败官员高至副国级，有人说这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您认同吗？

周梅森：我觉得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的职务之高，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正视当下的政治生态了。过去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剧中的很多对话，过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来的。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反腐的决心。

党反腐的决心才是我创作的根本动力

记者：为了创作《人民的名义》，您曾到监狱与腐败官员面对面交流，您也曾说，在这些交流中您非常感慨的是，腐败官员不是魔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理解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周梅森：一方面，文学是人学，所以任何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腐败官员也不例外，他很可能就是你我朋友圈里的一个人；另一方面，你要有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深刻了解，才能对反腐题材的创作有整体的把握。

我想表现的不仅是人性的反腐，更是思考和建立制度层面的反腐。但文艺作品不是单纯的说教，要通过人物故事和其产生的环境来呈现。作家必须保持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更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当然，创作也需要契机。

比如《人民的名义》的创作契机是最高检的同志找到了我，但如果没有这个，也可能有别的契机。只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好的作品必然会出来。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周梅森：让我看到了党反腐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这也是我创作《人民的名义》的根本动力。

反腐伴随着我们改革的全过程，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从来没有离开公众关注的焦点。光是为了管住吃吃喝喝，我们党出台的相关文件就很多，但是一些干部的嘴还是没管住。但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生态中，就这一点来看，哪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还敢乱来？真的没有。

这是一个细节，但从这个细节上我看到了党的决心，看到了政治生态的明显变化。过去我写了很多反腐小说，但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就觉得很没劲。十八大以来，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渴望去除腐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深聚焦：《人民的名义》，反腐的成果

二、为什么要当小记者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

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

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

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

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

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

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53.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

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

[忠实地报道事实]

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

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

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显然，成为人民的喉舌，同样也是马克思对新闻记者的期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所以，报刊应当成为“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新闻记者理应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所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一点，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事迹很值得学习。1978年冯森龄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上任后不久去延安采访。一进延安，他看到很多农民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曾经以小米和奶汁养育过革命战士的延安乡亲，如今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对这位老记者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鼓与呼。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吃过不少苦头，但他不考虑个人得失，连续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视。省委书记王任重很受感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流着泪看完了这些文章。1978年底，国务院火速给延安拨款2000万元，并且从1979年开始，每年拨款援助5000万元。陕西省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1984年，冯森龄也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冯森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充当党和人民“代言人”的做法，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记者有责任把自己在第一线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反映给有关部门。在我国，对一些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能公开宣传，但对党和政府部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况，可以以“内参”的形式反映。“内参”就是内部报道、内部参考。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内参”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内参”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反映各种重要情况，为领导机关了解“民情”和社会动态，调整或制定政策以及采取有关措施，提供有用的参考；对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通过“内参”的途径反映上去，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或妥善处理；可以为人民群众说话，排忧解难，可以鞭打邪恶，伸张正义；对某些暂时拿不准的新做法新经验，可先写内参，领导认可后再发表，如此等等。可见内参的确是下情上达，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记者要充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除了写好报道外，对这一形式也应充分掌握，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