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问卍解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念

“卐”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随着古代印度佛教的传播，“卍”字也传入中国。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它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

中国佛教对“卍”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右旋，—种是左旋(“卐”)。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这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竟被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用来做了他的党旗标志。当然这与佛教毫无关系。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希特勒对他们设计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后来，希特勒还为他的冲锋队员和党员设计了“卐”字臂章和“卐”字锦旗。

希特勒选“卐”字做标志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根据纳粹党名设计的。纳粹党的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卐”字形状。不过，佛家“卍”是金色，纳粹“卐”是黑色。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提出的。佩恩认为，希特勒从小就有一股崇拜权威，追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过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字标志。希特勒崇拜院长的权势，把“卐”视为院长权威的象征．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院长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佩恩认为，这是他后来选用“卐”字做党旗符号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受到一个名叫"新圣堂骑士团"反犹组织的影响。这个组织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必须保持其纯洁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这与希特勒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是一个传教士兼占星家，他为希特勒占卜，预言他日后将是震憾世界的人。听了这些话，希特勒很振奋。这个组织的标志符号就是“卐”字。所以，他在后来设计党旗时，选用了这一符号。

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卐”字称号，曾使无数纳粹党徒为之疯狂，他们曾聚集在这一旗帜下干尽了坏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战败，这一标志也随即被粉碎．但是，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国记者却在离柏林110公里处的一片丛林中从高空拍到了一幅用树木组成的“卐”字这一法西斯标志。它是由48棵与周围不同树种的树组成的，长度和宽度均为60米，线条分明，标志明显。这48棵树属落叶松，周围都是四季长青的针叶松．春夏两季它们没有区别，但每到深秋和初冬，落叶松的叶子逐渐变成黄色，一个黄色的“卐”字符号便凸显出来了。据查，这是希特勒活动猖獗时，一个法国乡下的土财主特意栽种的。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抗议，纷纷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将其铲除．法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公开展示纳粹党标志，所以这个由树木组成的纳粹标志很快就被消除了

二、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那么受人爱戴

【重要作品总结】

《幼年》、《少年》、《青年》

《一个地主的早晨》

《琉森》

《三死》

《家庭幸福》

《哥萨克》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忏悔录》

《黑暗的势力》

《教育的果实》

《魔鬼》

《克莱采奏鸣曲》

《哈泽·穆拉特》

《舞会之后》

《复活》

【作品简介】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卷秩浩繁的长篇小说。场面浩大，人物繁多，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成就非凡。《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第一部卷秩浩繁的长篇小说。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层与下层连结起来，既全面反映了时代风貌，又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创造了极广阔的典型环境。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形象既复杂又丰满，常用对比的艺术方法来表述，体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创新，也超越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

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托尔斯泰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1877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但不久，社会就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而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则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先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真诚的爱情，虽然由于制度的桎梏，她的悲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它最吸引人的是她胆大的作风以及华丽的文字和恰到好处的张力给这本旷世之作赋予了生命。也让后人能够记住它，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复活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思想】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名言】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你没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过去的那个钟点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要有生活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

·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

·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人生不是一种享东，而一桩十分沈重的工作。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没有智慧的头脑，就象没有腊烛的灯笼。

·人们过于习惯借助力量来维持秩序，因此不可能考虑没有压制的社会组织。

·纯粹的、完全的哀愁和纯粹的、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文明的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欲望。

·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对教育带来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个完美的教师。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我们不但是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过去生活在，并且还要永远生活在那里，在整体之中。

【艺术成就】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托尔斯泰与中国】

托尔斯泰与老子

托尔斯泰这样来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他（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

1891年10月，托尔斯泰在给出版商列杰尔列的一封信后面，附了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份书目罗列不足50部，记录了托尔斯泰自童年至63岁这个阶段阅读并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些作品，根据阅读印象，分为强烈；非常深；很深三种程度。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作品，有孔子和孟子以及老子数种，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项目中的，列入这个程度的作品，仅仅不过十部左右。

虽然，托尔斯泰接触老子是比较晚的，那是在已创作出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1880年左右，托尔斯泰思想出现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间，托尔斯泰写出一篇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他在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

一段时间，他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当然，直到《忏悔录》写完几年，托尔斯泰仍没能从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继续。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遇见了老子。有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在当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

就在1884年，托尔斯泰刚接触中国先哲不久，他写了一篇近乎提纲的文章《中国的贤哲》。文章分了三个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说明问题一般。

当然，老子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里，这种交触现象，却是值得我们认识和探究的。

托尔斯泰与孔子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够研究孔子呢?原来他是从读英译本的《四书》开始的。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一译莱格，1814一 1877)翻译了《四书》《五经》，分成28卷于1861一1886年间陆续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书也流入俄国。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译者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一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国后就在牛津大学执教，开汉文讲座。由于译者的名声，其译本的影响也大。而俄国人一包括托翁一竟然不知道早在此前，1870年的时候，他们国内已拥有自己的俄译本《大学》和《中庸》，那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的，可惜没有传开。托翁读的却是英译本，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当时任彼得堡图书馆员，也是帮托翁寻检书籍的一位助手)，感谢后者给他寄去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了。

续年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写下读后感。2月末，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27日又在日记里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②到了3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更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③托翁研究孔子的成果，一是在1884年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一是摘编了孔子的语录，后来该书于1904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并附有托翁写的《中国学说述评》一文，系由布朗热据托翁的草稿整理而成的。因而以后再出的版本中也有以《列夫?托尔斯泰阐明的孔子学说》为该文题目的。托翁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同时，托尔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义，也使他能很快同孔子的学说相呼应，进而用“仁者爱人”这样的思想去规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动中则是以身作则，厉行“平民化”，并且用作品和各种形式的公开言论去谴责沙皇专制制度压榨人民、残酷对待下层人的丑行，暴露俄国官吏和社会的黑暗，达到为民众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积极结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爱人”的思想原则出发，更加关怀下层民众。

托尔斯泰与墨子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印象极佳，他曾经多次用文字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尊敬。在1905年12月4日写给我国留学俄国的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而，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而，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一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遭到孟子驳斥的墨翟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诸种事件而更为强烈了。’，⑥那么，托翁为什么会对墨子特别感到敬佩呢?原来他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英译本的《四书))((五经》里读遍了诸子百家的言论，着重在孔、孟和老子，，但也寄情于墨子。据戈宝权先生统计，托尔斯泰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译本就有三十二种之多。关于托尔斯泰研读墨子的情况和体会，其书信和日记中有多次提及，最为集中的是他在 1893年n月5日写给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开始读墨子”，接着又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按，英国汉学家，所译《四书》、《五经》合为《中国经典》英译木，共28卷，在欧洲广为流传)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④。

托尔斯泰作为人道主义者，一向主张“博爱”。他既然热衷于孔子的“仁学”，即“仁者爱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赏墨子“兼爱”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托翁不但和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间的思想也是相通的。果然，在阅读的同时他就编选出墨子的言论，又经过布朗热的整理编辑成书.以《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思想》为书名于1910年出版，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

这个事例再一次证明托尔斯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据我国学者戈宝权查证，托翁对孔、墨和老子的研读，是极下功夫的，直至把诸子百家的言论编选成册，或是形成“每日贤人语录”专辑。在1884年到1910年的20多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从大量史料中，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中，不仅重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钻研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他还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过深厚的同情。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当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托尔斯泰这样关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了。从他的著作、书信和日记中，我们知道远在1856年到 1860年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联军先后侵占我广州、天津等城市，放火焚毁圆明园时，……他对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和掠夺，都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托尔斯泰和中国》)

三、明朝的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

现发现赵丰年先生的《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大作中有一些关于宋明的论述与史实不符。若不出来说明一下，恐会误导他人。例如，该文指责说“宋太祖、明太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让中国人民饱受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而事实则与之相反。因为宋太祖之前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五代十国）、战乱纷飞的时代，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宋太祖结束了五代扰攘的局面，使中国人民脱离了各种内战和避免了外敌的野蛮屠杀。

明太祖也是这样的伟人。明太祖不但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各种内战，还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消灭了窃据中国近百年的野蛮外敌，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并数度遣兵深入大漠、追缴残敌以期杜绝外患。

另外，宋太祖和明太祖并非处于和唐太宗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两者之间，乃至宋明两个朝代，特别是宋初和明初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点。如宋朝极端地重文轻武，极端优遇士大夫，对北方游牧民族尽量委曲求全，不惜屈膝于异族，向异族拱手称臣，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鲜有主动出击之举。而明朝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刚质健拔、充满阳刚之气的朝代。明代、特别是明前期，对士大夫不但不太重视，甚至还冷酷无情，大臣们上朝前都担心自己能不能安全回家呢。这也是明朝后来被文人们抹黑的重要原因。明朝，从其建国起，就主动向北方游牧民族出击。哪怕是兵临城下，哪怕是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快亡国的时刻，它仍拒绝和异族和谈，更不可能像宋朝那样屈膝投降，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就拿明朝后期，皇帝因几十年不上朝而被众多人当作明朝连满清都不如的万历年间来说吧。当拥有先进火器的日军侵略明朝的属国朝鲜时，明朝政府尽管自身有很严重的危机，如北虏仍在骚扰问题、东北女真势力日益扩大问题、国内民生和社会治安问题，但仍是毅然出兵，并且打败了日军，把日军从朝鲜赶回去了。而三百年后，同样是在朝鲜，对手同样是日本，且自身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多少的情况下，满清却是一败涂地，很快就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了。至於宋朝，就更不用说了。从北宋建立到北宋灭亡、再到南宋灭亡，不但去不了朝鲜之地，连河北的燕云十六州都收回不了呢。

而明成祖数度亲征漠北，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宋太祖和明太祖，也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宋太祖在尚未完成统一南方之前就进行过北伐异族的军事行动。而在基本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北伐，进攻有契丹强敌支援的异族政权北汉。可惜途中神秘死亡。宋太祖不但要消灭异族北汉政权，而且还要收复由异族石敬塘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所以，说中途去世的他“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是不合事实的。

明太祖就更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当然也不存在“过分注意防止军阀拥兵自重”的事情。明太祖在位期间，明军不但经常主动出击漠北，其精兵也大都布置在北方边境一带，而且还让他的儿孙们当军阀拥兵自重。这也是明成祖得以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明太祖和宋太祖不是与唐太宗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至于赵丰年说的“我们的中国，从五胡乱华以后，在某些方面就开始陷入走极端的恶性循环。”当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五胡乱华后的中国依然有过强盛繁荣、且创造出了超越前人文明的时代。

赵文指责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这一指责显然也不太符合客观事实。

明朝当然没有“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明朝同样鼓励商品经济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再说“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若说不以言论杀士大夫，若说士大夫的待遇上，那确实是不如宋朝“开明仁慈”。但这不能代表明朝的政治就不开明，就不仁慈，宋代的“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了。

事实上，明朝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比宋代差多少（实际上，宋朝也是皇帝拥有较大权利的中央集权制），也比同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得先进。例如，各大臣也是通过比较公平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其选拔过程，比宋朝都来的严格。而且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只要能通过这一选拔考试，就可以成为管理国家的栋梁，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国家的各级栋梁不是世袭制，因此，哪怕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级的国家支柱，若子孙通不过选拔考试，也只能当平民百姓了。

明朝政府和宋朝政府一样，也是脱离皇室而独立化了的，由以内阁首辅大臣（实质性的宰相）为首的大臣们运作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由皇帝和诸大臣们分担并相互牵制的。明朝也有专门监督皇帝的谏官。不但政府官员，民间也可以直接批判皇帝，直接指责皇帝的过错。若朝野的批评正确，皇帝即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出现万历帝那样常年不上朝的皇帝以及昏庸之君，国家机器也能照样正常工作。

整个明朝年间，其中央政府中一直没有出现宋朝秦桧那样的内奸，不能不说与其政治体制有高于宋朝之处有关系。明朝所造就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只会比宋朝多，不会比宋朝少。思想家如刘基、王阳明、李贽（卓吾）、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廷相、唐鹤征、王艮、罗洪先、何心隐、焦竑、刘宗周、孙奇逢、陈确、王畿、魏校、吕坤、方以智（方还是科学家）、朱之瑜、傅山、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恭、戴震、李颙、吕留良等等；文学家如李开先、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龚升、孔尚任、吴敬梓；历史学、政论学、考证学者如张居正、顾宪成、陈子龙、高攀龙、孙奇逢、张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此人虽生于满清初期，但家庭则是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本人受的也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影响。其他人亦然）；自然科学者如朱载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王锡阐等；大建筑学家如计成等。

也正是明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和具有前瞻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实测实验实证思想以及积极的西学受容是明朝、特别是明末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等各分野的特征。

出现了一批反封建专制和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的“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等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主张；顾炎武的“众治”取代君主专制的“独治”；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见解以及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相通的。

宋代，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吧？又何来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靠手写制作的书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因此到那为止与书籍无缘的一般人也能容易地购买阅读书籍。这对发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明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使用比宋代的胶泥活版更先进的铜铅活版印刷技术，书物得以大量出版的时代。因此若无明末的大动乱，若无野蛮异族入侵及其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统治，那些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广为人知，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唤醒或者确立人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促使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生产业革命。那麽中国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其实，中国的初中历史课本就明确指出：明朝拥有在质量上超过前代水平的、技艺先进的织染、制糖、造纸、制瓷、采铁、铸铜、造船、兵器制作，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活跃。到中叶以后，呈现出类似于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了形成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

早在明前期，就有了制造可以远洋到非洲的舰船的技术，而同期的欧洲只能造一些小型的木板船[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译者铃木主税，株式会社草思社于1988年11月7日第18次印刷发行）]。“明代铁产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由于建筑盛行，发明了利用简单机械原理的起重机。火器在明代有很大进步，大炮有从西洋输入的弗郎机、红夷炮，枪有快枪、鸟嘴枪及各种手铳，已和近代武器接近。”[尚铖《中国历史纲要》374]明初就已经拥有大量制造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技术，并积极投入实战，因此让当时的敌人蒙古人（鞑靼、瓦刺等游牧民族）闻风丧胆。明朝不但拥有这些先进火器，即使在弓箭这种冷兵器的制作技术上也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来得先进。因此明朝政府不但严禁向蒙古人出售那些先进火器，也同样严禁向蒙古人出售弓箭和用于制造盔甲刀箭的铁器。蒙古人为窃得这些先进武器而绞尽脑汁。例如用派遣朝贡团的方式，途中从明军士兵和不法商人那里偷偷购买这些先进武器，并用引诱、绑架等手段迫使中国人到其居住地传授和仿造这些武器。

就拿郑和七度下西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洋非洲，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可若没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引航、舰船编队技术，乃至海上长期生存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高度的技术，别说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宋代的文明”也没能实现。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不但明代中前期，就是后期，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发达。当来华的传教士把当时中国的发达情形写成报告发回欧洲时，给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很大冲击。“前近代所有文明中，最先进的，拥有优位的就是中国。十五世纪的人口为1亿到1亿3000万人，与欧洲的五千万到5500万相比，压倒性的多数，拥有优秀的文化，实施了灌溉的肥沃耕地从十一世纪起就通过非常好的运河连接在一起，教育程度高的儒者役人运转着职员等级制度整备齐全的行政机构。其洗炼了的统一国家的样子，令来访的外国人羡慕不已。确实，中国文化蒙受过蒙古部族的激烈攻击，也被忽必烈汗侵略和统治过。但中国有着不是靠征服者来改变，而是去改变统治者一方的实绩。1368年明王朝建立，赶走蒙古，实现中国的再统一时，有很多从前的秩序和学问都温存下来了。受过尊重‘西欧’科学的教育的读者最惊奇的大概是中国文明中的技术水平之高吧。中国自古就有很大的图书馆。活版（movable type）印刷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登场，不久大量书籍就被印刷出版了。受运河建设和人口增加的触发，产业和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都市，与同时代的中世欧洲的任何都市都大得多，交易路也延伸到很远。纸币很早就被利用，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在十四世纪末打倒蒙古统治者时，就已经使用大炮了。”[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28-29页]

其实，明朝不但在其中前期，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比西方落后多少，很多地方还经西方传教士之笔传至欧洲后让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戟呢。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后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4》 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再拿王朝寿命来说，明朝寿命不但比北宋、比南宋长多了，就是比东汉、比西汉也长多了，比满清也长。明朝也不是亡于北方游牧民族而是亡于天灾人祸。倒是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均亡于北方游牧民族。因此要说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是因为“制度的倒退”的话，那应该是指北宋和南宋的制度才对。因此赵丰年的“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再说说明代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明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比较自由，也比较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重视礼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而衣饰冠巾则是表示一个人身份等级的符号，因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但庶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就是各级官员，不同行业的庶民百姓之间，也不能随便混用。但自明代中后期起，不但庶民百姓可以自由地穿戴士大夫阶层的衣冠，使用从前被严厉禁止的黄色，服饰花纹甚至还可以使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为人君至尊象征的龙纹。从前贵妇人才能用的头饰，娼妓都能用了。

同时，民间还涌现了大量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口语体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平妖传》《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还有《剪灯新话》、《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以及并不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逊色的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剧作品《牡丹亭》等。

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礼教，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思想的先进性可与近代西方相比。

不但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小说评论家。他们敢于称赞那些被从前的读书人所轻蔑的恋爱小说、白话文小说。明代小说和戏曲，甚至还对外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不太有名、几乎失传了的《剪灯新话》，在传入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改编成日本传统舞台戏剧歌舞伎、传统单口相声落语、小说。例如歌舞伎《怪谈牡丹灯笼》、落语《怪谈牡丹灯笼》，以及《御伽婢子》和《雨月物语》等日本早期怪谈小说代表作就是受该著作影响而诞生的。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艺术所受亚洲的影响之大为众所周知。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化（这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的代表）从中国的思想以及艺术等受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前川贞次郎著《绝対王政の时代－－新书西洋史5》60页，昭和55年2月20日第七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代表作。

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

遗憾的是因明朝不幸覆灭、取代它的又是带有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特征、极端封闭愚昧、又因自己的落后、人数极少而极其恐惧汉民族“反叛”因而采取残暴镇压、大兴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扼杀中国人活力的异族满清，这一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此被而夭折了。

明代还出现了代表当时整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专业著作。如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极为重视。法国人得知后也如获至宝，将其翻译成法文。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把该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并赞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反倒是在该书的故乡中国，因满清残酷的统治而销声匿迹了；又如李时珍编著的、记载了古今本草1871种的《本草纲目》；还有计成编著的、世界造园学最早、且有系统的造园技术专业著作书《园冶》，以及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等等。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算盘的普及，还出版了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算数书《直指算法统宗》。民间，《三台万用正宗》等日常百科全书也大量普及开来。明代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

明代在农业方面积极注重国内既存农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例如解决了双季稻的推广技术问题，双季稻因此在南方各地得以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从而加倍、三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积极与海外交流，积极引进海外的其它先进品种。例如，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明代文献中又称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马铃薯等，就是明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些农产品引进普及之前的中国，长时间人口一直难有较大增长（即使是大唐盛世，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生产受到极大限制。人多地少的话，即使是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战争皆因食粮严重不足、连种田的农民都无法生存而引起。满清中后期，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制造的大规模征服战争终于结束，明代引进的这些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得以扩展到全国从而提供了更多食粮的来源和产量的结果。

这些事实证明明朝并非如赵文所指责的那样“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而是大大超越了宋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