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始皇的自述——我是怎么成为暴君的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
自我介绍一下,我:嬴姓,赵氏,名政,秦朝的建立者,后世人称:秦始皇。当年,我横扫六国,把分崩离析的各诸侯国统一起来。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国家。我这么厉害,肯定要有一个能彰显我功绩的独特,霸气的名字。三皇五帝固然是厉害,但我统一天下的功绩可比他们更伟大。称号自然不能逊色,索性两个称号合起来,我就是天下第一个皇帝——“始皇帝”。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福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后人这话我也觉得非常在理。我的童年也充满着凄风苦雨。说来你们可能不信,你们不要以为生为王室的子孙就注定享有荣华富贵。其实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那时天下稍微有些实力的国家有七个,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再加上我们秦国,三天两头的打仗,闲不下来。各国之间又要相互制衡,又要相互帮助,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交换质子这个馊主意。就我那当时不受宠的爹,被我爷爷送到赵国当质子。质子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若两国之间稍有矛盾的话,质子就是首当其冲的箭把子,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后来,我爹在赵国认识一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却非常有政治远见,他看准要投资我爹。我爹当时又没钱,又没权,有人肯来投资自己,帮自己重回秦国,助自已登王位。何乐而不为,敢拼的人生才有希望嘛。
在后来的一些事件啊,我们不得不佩服吕不韦这个商人的眼光,别人投资为赚钱,他的投资可把自己从低贱的商人会位,直接给跳上了政治舞台,可谓是光宗耀祖了。
吕不韦也是舍得下血本,经过的多方疏通打理,最主要是用钱财开路,终于把我爹弄回秦国。在此期间呢,他甚至把自己的女朋友也送给了我爹,从这点来说,出于个人情感,我还是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历史也没我啥事儿了。自我爹离开赵国之后,我和我娘的日子就艰难了,经常食不果腹,备受他人的欺凌,经常被人暗算险些丧命。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光,都是无尽的屈辱和艰辛。但好在我坚强的挺过来了,终于熬到我爹来把我们接回秦国。
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吃了很多苦,所以我也特别懂事孝顺,以致后来我的母亲越来越强势。在我继承王位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的母亲在控制着国家大权。我虽然是名义上的大王,但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我的母亲和奶奶华阳太后,她俩的婆媳关系也不好,俩人是明争暗斗,后宫也是风云涌动。在她们这种后宫争斗的阴影笼罩下,为了避免这种争斗,我便暗下决心我以后决不立后,避免麻烦。我的奶奶华阳太后娘家非常有实力,当初若不是他帮我爹,我现在也不能坐上大王这个位置,所以我还是感激这个奶奶的。
后来我在我母亲手上夺过了大权,国家大事一律由我自行处理,我再也不用看我母亲的眼色行事,再也不用被他压制,而无法展示我的能力和抱负。我们秦国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天下,这是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有的理想了。我们秦国偏安一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发展,才有了如今强大的局面,这一切都是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的。天下分裂已久,各国之间战争不断,黎民百姓苦不堪言,若想天下太平,唯有天下一统,臣服于一个君王,若天下百姓都是秦人,又何来区别对待?经过几代人努力发展,我秦国已经是国力富强,将士也士气高昂,而六国已是强弩之末,是时候实现祖辈们的统一大业,让天下归一。
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顺利,大家都知道战争就是流血和牺牲。与其看六国之间不断的你争我夺,打得你死我活,而我的征服战争,是为了平息战争,是为了华夏的统一。天下人不理解我,因为我们的统一战争,是要消灭他们的国家。这并不是我好战好杀,自古以来我们华夏族本就是天下一家,但自东周以来春秋,战国,诸侯国林立,天下四分五裂已久,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统一大业是势在必行,这是我大秦先祖之志,是我秦国上下全民一心要完成的千秋大业。
统一之路走得很艰辛,我的性命也是随时提在手上,太多人想要我的命,他们单纯地以为只要我死了,六国就太平了,就能保存了。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使没有我,我们秦国也还有人继续去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必然的。
比较极端的是燕国太子丹,派了一个叫荆轲的所谓勇士,假借献地图来刺杀我。那一次真的是很凶险,荆轲是个不怕死的,他的匕首好几次都险些刺中我,我也是顾不得帝王形象,东躲西窜,每一次都是险险的避开,其实那次我是佩了长剑在身上,但有时当人一紧张起来,啥事都忘了,我只顾逃窜,完全忘记了我身上有剑。后来终于有人提醒我,叫我拔剑,可是由于剑太长,当时形势又紧张,我居然了几次都没拔出来。也怪我之前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身的安全,不让上朝的官员佩剑,士兵守卫没有命令不能进殿。眼看那荆轲的匕首就朝我刺过来了,我当时心想:大业未成,我岂能死啊。就在这千均一发之即,幸得一太监扔了一个木盒子朝荆轲砸过去。我才趁着这个空档把剑拔出来,反杀过去,狠狠地刺死了荆轲。
因为这件事情,荆轲被民间传成了英雄,他是带着全燕国人民的希望来刺杀我的,但是很遗憾他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很多人都在夸赞荆轲,说他忠义,英勇,是义士,是燕国人民心中的英雄。说实话我也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但是我不得不说他没有眼界,心中格局太小,眼里只有对燕太子丹的忠诚,太狭隘了。却不知即便死了我赢政一人,统一大业依然会有我秦国无数人排除万难去完成。
统一华夏,我何所图?若要权力,金钱,地位,想我秦国已经强于六国,若是就此休战,各国相安无事,我依然可以是霸主的地位。但是我华夏族若要长久的发展生存,我们必须统一,必须团结在一起,天下一家。他国君主只想保自己的一方土地安好,只想自己的王位稳固,没有人出来做这种流血牺牲还留骂名的事。那就我来做,当下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我相信统一的利益是长远的。眼前的骂名我来背,眼前的流血牺牲我们秦人来做。
当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我发现比战争更棘手的问题。以前各国都各行其事,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字,计量方法,有各自的管理方法。但是现在统一了,天下百姓皆是一家,流动性就更大了,如果再沿用不同的文字和计量方法,这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不必要的麻烦,这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那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这就有必要了。当这些基础的使用统一确定起来,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由于周朝的分封制度,造就了无数诸侯小国,巴掌大个地就有人自称国君,以致后来东周时期,慢慢地,有些势力稍强的诸侯国君就开始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如今肯定不能再走周朝的老路了,于是我们便制定了郡县制。这一系统的制度措施也让后世沿用了上千年。
六国统一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当时还有一个强大野蛮的民族时不时的会来骚扰我们,那就是匈奴,这是一个非常善战的游牧民族。我们刚刚统一,我不想再东奔西跑再打仗,我也想让国民都休生养息,好好搞搞农业,搞发展。但也不能任由匈奴的欺凌啊,为了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计划修筑一道长城,以阻匈奴的袭击。
我深知修筑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且经历多年的战争,天下百姓也甚是疲惫。但就怕匈奴趁我们疲惫之时来袭击,所以修筑长城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大事。我不得不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建长城。我知道人生只有短短数十年,我想为天下百姓,为后世万代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等不起,拖不起,所以我必须要当即行动起来。修筑长城是一个苦力活,累死了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也在骂我残暴,但是我无法顾及这些骂声,我只想尽快修筑好长城,以阻击匈奴,以保天下太平安宁。
还有一个小故事,听说有一位叫孟姜女的妇人,她的丈夫也在修筑长城。当他到长城千里寻夫时,听到丈夫已经去世的噩耗,便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也不知道她哭了多久,最后把修筑好的长城都哭倒一截。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科学的,难道她用的是狮吼功吗,能把长城震倒。但是有些人就借此事,宣扬我残暴无道。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也不想去解释计较这些。因为我们的立场不一样,的确,失去性命的是他们,吃苦受累的也是他们,他们为自身着想,为小家着想无可厚非。但是我不能,我得为天下着想,为后世万代着想,我只能忍痛牺牲眼前人们的幸福。
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太不经用了,天下一统后,还有好多事情急需我去做的,急需我去巩固政权,发展国家,我好怕哪一天,我突然不行了,那我祖辈几代人的心血就要付诸流水么。于我想活得更久一些,以便能在余生可以从容地建设我的国,我的天下。
恰巧此时,有一个叫徐福的人,他告诉我:东海之外有仙山,住着有仙人,有长生药。说愿意帮我去寻找不死仙丹。我一听,正合我意啊。即便不能长生不死,那让我再活一百年也行啊,那样我就能看着我的国我的天下,发展壮大。为了表示虔诚,我给他准备了钱财物资,组成了500人的海外寻仙队,目送他浩浩荡荡的出发。我就这么满怀期待地等啊等啊,最后却等成了一个笑话。徐福他并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怪我当时太心急,才着了徐福的道,可我是皇帝啊,天下之主啊,他竟然敢骗我。徐福这世界大骗子,胆子也真够肥的,我恨死他了,我生气,我愤怒,却憋得没处撒气。看着那群神神叨叨的方士们,觉得他们全没一个好人,还在背后到处造谣生事,制造八卦。我盛怒之后就命令将这些方士全给埋了,以消我心头怒火。
还有一件焚书的事我要解释一下,当时六国搜集上来的,有很多书籍的观点和思想,不利于大一统的政策。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我秦国的政治地位,我必须要将那些与我大秦统一思想相悖的书籍销毁。有一点考虑不周的是,这件事情处理起来有些失控。事情安排下去之后,一线士兵大多是不识字的,还有一些曲解圣意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要看是书就销毁。这便导致损失了很大一批书籍,其中不泛一些珍贵的文化思想。
六国虽灭,但不泛有一些残存的力量在暗中蠢蠢欲动,为了震慑这些不安分的反动势力,为了巩固大秦的统治地位。我便安排巡游天下,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我作为统治者的威严和权力,以达到威慑天下的目的。
巡幸的路途非常的辛苦,不是你们现在想象中的旅游那么轻松愉快。而我也不是去赏风景的,一路走来,看着我华夏的大好河山,终于不再分裂,我心中无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我感觉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了,我要的不仅仅只是国土的统一,更要天下百姓能安居乐业,天下的繁华与兴盛。都说打天下易,治天下难啊,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路上并不轻松,无数的公文公事需要处理,忙碌起来,比带兵打仗更累人,我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忙得停不下。
你们现代人有一句话说: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我算是亲身经历了。正当我雄心勃勃,要带领华夏儿女共创辉煌时,我在巡幸途中不幸暴毙了。用现在医学来说,我想应该是你们所说的过劳死。你们一定不相信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会过劳死,很简单,操心的事太多,生命匆匆数十年,我想要做的事太多,我怕来不及,我想尽快完成,加班加点,压力太大,睡眠严重不足,终于倒下了,没有再站起来。照你们二千年后的年龄来看,49岁还是青年啊,但我就倒在了49岁的这坎上,唉,纵使不甘心也无可奈何啊。
我身后事说多都是泪,身边最信任的两个人,赵高和李斯这两混蛋,由于他们作祟,陷害我长子扶苏,逼其自杀。而将懦弱的胡亥推上皇位,成为其傀儡。
我秦国祖上历经五代君主的努力而统一华夏,在我走后,就被胡亥这败家玩意儿给霍霍了;赵高那狗东西,坑我江山,还害了我那些无辜的儿女,哎玛,真想诈个尸爬出来把赵高给砍了;还有李斯那个老匹夫啊,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他会跟赵高狼狈为奸,搞垮江山,那盛世也有他的一笔功劳啊,真想把他扒出来,问问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他们说天下百姓苦秦久矣,或许吧,因为我太着急想要尽快发展起来,想做太多的事,以致给人民的压力确实有点大。天下纷争再起来,又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个叫项羽和一个叫刘邦,打得你死我活,听说那个刘邦是个无赖,签名了合同说跟项羽划江而治,逃了命就反悔了,又跑过来打项羽。我倒是挺欣赏他的,他要真按合同办事,那不又天下两分了吗?只要华夏族还是统一在一起的,没有分裂开来,这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过两千多年,很荣幸,我没有被后世忘记。翻滚的历史长河没有把我和我的大一统秦国淹没,我们还被称为华夏,还被称为中国,这就足够了。在后世的任何一个时期,我曾被无数人记起。他们经常把暴君这个头衔安在我头上。而我的功绩很少被人提起,更多的是骂名。说我太急功近利,说我太残暴,筑长城,修皇陵死伤无数,百姓赋税太重,以致民不聊生。
还有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情,被一些别人有用心者大肆夸张宣传,说我烧掉了中华文明,坑杀读书人,这两件事情的真相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自古成王败寇,后有刘邦建立汉朝,自是要标榜自己的功绩,诋毁前朝君主了,不然怎么巩固自己的地位呢。这样一味的夸大我的过失之处,而不去看我的丰功伟绩。罢了,罢了,只要我华夏一统,不再分裂,无论谁当政,只要能带领百姓安稳富足就好,解释这些作甚,计较这些干啥,朕很忙啊。
在此我希望后世人们在学习历史时,要辩证的看待问题,不要只信书,要自己多思考,世上没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之分。当时对于百姓来说压力和负担确实重了,但利在当下是短暂的利,只有利在千秋万代的利,才是最长远的利。
后世有人说因为欧洲没有出现我这样有天下胸怀的人,以致欧洲现在小国林立,如一盘散沙。这一点你们看得到,我不多说。我庆幸我们秦人当初装着天下的胸怀,我们统一起来的华夏,虽在历史的长河中偶有分裂,但最终统一思想根深蒂固地根植在后世人的脑海中。如今看着我们华夏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永远兴盛,永远发展,我甚是欣慰。
暴君的称呼已经不重要了,名誉这些身外物,我早已经看淡,面对世人的千年误解,我已释然。
明君也好,昏君也罢,暴君亦然,随他说去,华夏安好,中国一统,即我心愿!
后记:之前在网课平台上历史课,同学说要为秦始皇鸣冤抱不平,真心觉得秦始皇冤。满口答应后,动起笔来发现有点难,其中涉及历史事件,不能随意。琢磨三天,终于才出炉的。若有含糊不当之处,读友们还请见谅,海函。
二、为什么中国不直接印刷几百亿人民币投入灾区
国民党时期就大量印刷钞票,结果导致一个烧饼卖几十亿.
让你看看大量印刷钞票的后果吧:
国民党时期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上涨千万倍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
司徒雷登:“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½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8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¾济、休养生息的机会。不料,战后仅10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10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¾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也处理得一团糟。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200:1兑换法币。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五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茅盾:“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1948年6月,前商务印书馆总¾理王云五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¾济,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法币”。
民国以降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财政与金融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币值制度尚无法确立,金融界资本家、军阀与钱庄各自发行货币,单硬币就有数十种之多。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无法统一货币,距真正的“国家统一”还有一段距离。1933年,国民政府引进银本位制,即有名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开始铸造银币。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采用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大量收购世界银元,致使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民众也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造成国内银元大量流向美国,银本位制摇摇欲坠。此时英国政府看准中国币制即将崩溃,便打算积极介入,取得对新币制的掌控。为此,英国政府派出大师级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前往中国,指导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即法定通货。
法币发行之初,对稳定和推动战时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豪赌之中,英国方面总共借款中国一千万英镑之多¡¡这也造成了中国在财政甚至外交上依赖英美的局面”。(黄文雄《日中战争》,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8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这种暴涨局面,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吴相湘语),王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抗战后,蒋旧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从旁协助,不愿入阁……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唯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亲拟“币制改革平抑物价平衡国内与国际收支联合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内发行新币。此案与翁文灏交换意见后,次日特谒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赞同”(王云五语),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位专家Ð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各有关办法,由此有了一个“六人小组”。从7月9日至28日,整整20天,三十几条原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共商币制改革案。
蒋经国:“捣乱金融市场的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为保密起见,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经杭州时,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四种法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圆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换金圆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公布之前夜,各种文件起章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
8月22日,行庄复业,即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长途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称“……其情形之踊跃,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
9月3日,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傅同时劝说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开会计划,或许认为王作为币制改革主持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容离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此时出现两大现象:第一,开始有黑市。对外汇价,下跌甚速,由原来的4:1下跌至10:1,逐渐至20:1;第二,抢购风潮兴起。其原因是: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店家老板,只得服从。“不久聪明人便抢先购买,寖假而大家参加抢购。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徐柏园语)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国会议归来,认定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组织的举动”。但对于更多民众来说,其怅然与绝望,或不亚于战乱带来的纷扰与不幸。尤其是沦陷区民众,持有的货币,9年之间3次重大变易,已等于乌有!“然而他们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数收藏多年结婚金饰等遵令往兑成金圆券”。金圆券发行40日内,以纸易金,兑得黄金美钞逾3亿元,可说是大多民众将战火劫余全部奉献,爱国心发挥尽致,但亦实属被迫而徒唤奈何!
事实上,真正将金融市场搅乱者,非此时心如乱麻的小商人,而是那些强势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赴沪实际主持经济督导的蒋经国,在8月22日日记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蒋经国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从郭廷以编著的《中国民国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当时违规之况,如9月2日,泄露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10月1日,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江公司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总经理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币发行前,蒋介石曾两次咨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直言相告:必须有充分现金准备或外汇储备,或则控制每日发行额,较前减少,方可实行;若无充分现金准备,则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控制物价,使新币不贬值。王云五事先理应周详考虑,宁缓毋急,或多寻其他方案。然上任后79天即断然宣布发行金圆券,“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吴相湘语)。
王云五设法补救,拟方案两种,翁文灏彷徨失措,不敢实行。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决定总辞;11月10日,王引咎辞职,黯然离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准许银币流通,金圆券存款时得以金圆券同额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其比率高于3个月前政府买进的5倍!此时人们对金融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鹄立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张公权语)。
“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之后,平津失守,中原会战失败,军事逆转,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至11月,金圆券总额突破上限20亿;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发行总额已上涨了63900余倍,几成废纸。
沈云龙:“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
有学者提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沈云龙语),或许是从政策与民心的“得与失”加以解读的,以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未必过分之言。
不过,对当事人王云五来说,在金圆券背后,仍有许多难言之隐。至少,其结局与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后,王近八十高龄,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圆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针对文中未尽之言,多有疑问;王一一作答,坦诚无遮,甚至“是非功罪不愿一辩”,或不失其磊落。
阮问:外间均谓我抗战胜利之时,国库有外汇七亿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一年余即挥霍殆尽,因而通货膨胀,币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当时确有七亿元美金,亦确为宋子文用光……
阮问:币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拟议,迄未定案,因无人敢负如此重大责任,而于先生接长财政部后,断然提出。并有人谓系奉命提出,终于造成重大风潮,甚至大陆撤守,此亦被指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属代人受过,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确有数种币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财政部后,一一取阅,曾有所参考。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军事上有把握,方能实施……不料十月初,济南即告撤守。而东北驻军竟自印钞票,币信遂告下跌,终至无法挽回。所谓代人受过,本人从未敢以此作推诿之藉口也……二、中央当时有鉴于通货膨胀之危险,急求改革币制。初意能得美援帮助,而美国竟袖手不理……
阮问: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国开会,是否当时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国际货币基金会,轮值我国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复前,先能在基金会曾谋求贷款。行前将一切补充办法,亲自拟就,送交翁文灏。而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本人当时如在国内,或翁肯有负责任,即不致有此失败……
王云五上述追忆中,对翁文灏其人微词颇多,似不无道理。
以翁多年为人与处事,曾一直遭人诟病:貌似恭谨,心怀机诈;谄上骄下,巧于仕途……(沈云龙语)胡适与之过往几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为金圆券危机之时,在北平,胡适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翁不能做行政院长!陶闻之大惊,问何故?胡适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指出:“政府当局祗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王云五即因此被牺牲。”王本是一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且勤,然衡以近代学术标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大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远不如一中型银行,见识与经验自有高下;翁文灏是一地质学家,于财政金融更是一窍不通。而危机来临,虚与委蛇,心有旁骛,缺少担当,此次币制改革焉有不输之理?加之国民党长年训政,独享政权,对多元势力无法包容,亦未能疏解;行政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社会不满难以平息,此正为中共革命“江山易帜”最佳时机。蒋政权大陆溃败之日,为期不远矣!
三、什么是数字货币***它如何改变货币和金融体系
数字货币(也称为加密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技术来保障安全性和匿名性的虚拟货币。这些货币不像现实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等)由政府或中央银行推出和发行,而是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货币。
数字货币能够给货币和金融体系带来多方面的改变和影响:
1.匿名性和隐私性: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加密技术保证了交易的匿名性和隐私性,用户可以不必担心被窃听、黑客攻击或监管部门调查。
2.自主权:数字货币的匿名性意味着用户可以完全拥有和掌控自己的资产,不需要经过银行或第三方机构授权或承认。
3.减少金融交易成本:数字货币的全球性、去中心化和不需要中间代理的特点,降低了传统银行转移和支付等金融交易的成本和时间。
4.增加交易速度:数字货币的交易速度快、无需等待审核,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交易所需时间大大减少。
5.不可篡改和防伪: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区块链技术能够确保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数字货币也不会面临伪造的风险。
总而言之,数字货币的诸多优点为金融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也对货币、金融、投资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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