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琴瑟共鸣是什么意思

“以琴瑟共鸣”这句话通常用来形容人之间的共鸣和情感交流。琴瑟是一对乐器，它们之间的和谐发声需要彼此共鸣。我们可以将它们比喻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了解、倾听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真正倾听某个人所说的话，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感感受时，我们就建立了与对方的共鸣。这种共鸣会使我们感到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尝试以琴瑟共鸣的方式与周围的人交流，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除了在人际关系中，以琴瑟共鸣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在音乐中，乐器之间的共鸣是指它们所发出的声音产生共鸣效应并相互作用。在大自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共鸣也是有益的。

例如，太阳能源将地球上的大气层加热，地球上的天气系统产生的声波和水汽形成云层，这些云层又随着大气中的气流和能量传递，从而形成气候系统。这些过程中，元素和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共振效应，这种效应是大自然系统运行的基础。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琴瑟共鸣都意味着与他人、事物或者大自然建立联系。通过共鸣，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他人、事物和自然规律，并更好地与他们相处。同时，共鸣也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

不过，要实现共鸣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学习和感悟，具备开放的心态和敏感的触觉，才能真正领悟到他人和周围环境的细微差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鸣。因此，只有在我们不断提高自我认知的同时，才能以琴瑟共鸣，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和自然关系。

二、精神共鸣是什么意思

精神共鸣是指人们在思想、情感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和共同体验。它可以是一种非言语的心理交流，也可以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共鸣。能够共鸣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愉悦和幸福感，这种感觉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理解。

在人际交往中，精神共鸣非常重要。当我们和别人产生共鸣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从而更好地支持和帮助他人。精神共鸣还可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带来更深层次的意义。通过共鸣，人们能够建立起更加亲密和健康的关系，共同享受彼此的喜悦和幸福。

精神共鸣还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它可以用于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当人们之间建立精神上的共鸣，就可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人们可以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基础上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共同的精神追求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应。

总之，精神共鸣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互动和社会交流方式。它有利于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带来更紧密和健康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建立和培养精神共鸣，实现更加和谐和幸福的人生。

三、共鸣效应的有关共振现象的记载

我国古人对共振现象发现很早。公元前三四世纪，《庄子·徐无鬼》就记载了调瑟时发生的共振现象：

“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引文中的“废”，是放置的意思。这段话讲述了两种现象，前者是说在弹宫、角等基音时，置于一室的诸瑟相应的弦也发生振动。这是基音与基音之间的共振。后者是说如果调一弦，使它和宫、商、角、徵、羽五声中任何一声都不相当，弹动它时，另一个瑟上二十五根弦都动了起来。这是基音与泛音之间的共振。第二种现象一般情况下较难以察觉到，古人能发现这一点，说明他们的观察是很细致的。

古人不但观察到了共振现象，还试图对之加以解释，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汉董仲舒，他在其《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说：

“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声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董仲舒认为具有相同性质的物体可以相互感应，之所以会鼓宫宫动，鼓商商应，是由于它们声调一样，这是必然现象，没有任何神奇之处。董仲舒能正确认识到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打破了笼罩在其上的神秘气氛，是有贡献的。

两汉以降，人们对共鸣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晋朝的张华，他把共鸣现象范围推广到了乐器之外。据传当时殿前有一大钟，有一天钟忽然无故作响，人们十分惊异，去问张华，张华回答说这是蜀郡有铜山崩塌，所以钟会响。不久，蜀郡上报，果然如此。

张华把铜山崩与洛钟应联系起来，这未必意味着他从共振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件事。用董仲舒“同类相动”学说也能解释：钟是铜铸的，铜山崩、洛钟应，是由于“同类相动”的缘故。可是，南北朝时宋人刘敬叔著的《异苑》中提及张华的另一件事，却明明白白是从共鸣角度作解的，事情的原委如下：

“晋中朝有人蓄铜洗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锉）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这里，张华不仅认定这是共鸣现象，找到了共鸣源，而且提出了消除共鸣的方法。我们知道，用锉子锉去铜盆的一部分，就能改变其固有频率，使它不再和原来的声音成某种频率比关系，这就制止了共鸣的发生。可见，张华提出的消除共鸣的办法是有道理的。

除了张华，一些有经验的乐师也掌握了这种消除共鸣的方法。韦绚撰的《刘宾客嘉话录》就记载了唐朝曹绍夔消除共鸣的故事。曹绍夔开元年间曾任管理朝廷音乐的“太乐令”，他有一个朋友是僧人，该僧房中有一磬，经常不击自鸣，僧人忧惧成疾。曹绍夔闻知，前去探问，发觉斋钟叩鸣时磬也嗡嗡作响，于是告诉僧人他有办法，并要僧人次日设宴款待。次日饭毕，曹“出怀中错（锉），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曹绍夔消除共鸣的方法与张华如出一辙。

到了宋朝，沈括把古人对共振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向前做了推进。他用实验手段探讨乐器的共鸣，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说：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正声”，指合乎声律中频率要求的声，在此指音高相差整八度的音，即基音和泛音。在乐器中，二者也存在共振关系，但不易发现。沈括的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关系。为此，他剪了一个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弹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这样，他就用实验方法，把音高相差八度时二弦的谐振现象直观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沈括的这个实验，比起欧洲类似的纸游码实验，要早好几个世纪。

沈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完成纸人共振实验，源于他对乐器共鸣现象的透彻了解。他在其《梦溪笔谈》卷六中也谈论过乐器的共鸣，说：

“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

二十八调，指当时民间燕乐常用的二十八种调式。逸调指在通用调式以外的调式。沈括指出：“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应的原因在于“声同”，这是常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基础，他才能够设计并完成纸人共振演示实验。

沈括的实验对后人颇有影响。明末学者方以智就曾在其《物理小识》卷一中记述并发展了沈括的方法，他说：

“今和琴瑟者，分门内外，外弹仙翁，则内弦亦动。如定三弦子为梅花调，以小纸每弦贴之，旁吹笛中梅花调一字，此弦之纸亦动。曹师夔（案：即曹绍夔）磬，声不应钟，犹之茂先（案：张华）知铜山崩也。声音之和，足感异类，岂诬也者。”

这里已经把共振与否作为“和琴瑟”的一种标志了。方以智还明确概括道：声音之和，足感异类，即只要声音特性一致（频率相同或成简单整数比），在不同器物上也能发生共鸣。张华、曹绍夔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方以智则明确指出他们的发现与乐器上的共鸣具有同样的本质，都是由于“声音相和”引起的。方以智的这些话，标志着人们对共鸣现象本质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