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资源知多少

北京资源知多少

“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

●张恒王晓方澍晨/文

每一天都有人从外地来到北京。

在过去的十年里，北京增加了472.9万外来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总数达到2114.8万?人。

这让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到头疼。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目标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几年后，1988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北京目前执行的2004版人口规划要求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这一数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发展，意味着10年后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住房1.3亿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天然气需要增加50亿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吨；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到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这些外地人的脚步。靠户籍？没有用，最近四年，进京落户指标都没有超过1万。

为什么要去北京？

这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北京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爱电影去北京

这个春节，有约900万人离开北京又回到了北京，这里面大部分是外地人。

为什么不呆在自己故乡，却要去大城市打拼？这在春节期间成了热点话题。缘起知乎（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的一个问答，一位署名“王远成”的网友用很长的文字，回溯了自己2008年只身到上海打拼，直到2013年因为母亲患病返回家乡的过程。文中关于大城市与家乡三线城市的对比，激起无数人的共鸣，一时传遍网络。

“如果不来北京，我和电影之间的距离永远无法缩短到现在的距离。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以在梦想的道路上走这么远。”2月6日（大年初七）下午，张小北刚刚结束四五个小时的编剧写作，看到这组问答，在知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除了编剧，张小北还是一家预告片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这家工作室从两三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2013年一共给40多部国产片做过预告片和制作特辑，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国电影这两年随着整体市场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进步，越来越多全新的岗位正在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全新的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张小北说，预告片这个行业2011年之前是没有的，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如果不是在北京便没有机会争取到这个岗位。

1997年，张小北由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安徽合肥，做了一名电视台记者，2002年再次北上。因为在合肥，当时只有两个电影院三块银幕，“想看电影的话除了买盗版碟几乎没别的办法”。

爱电影的人只能来北京。“浙江横店是个很大的拍摄基地，很多群众演员聚集在那里，但如果你想真正成为演员，或者想成为一个明星，还是要来北京。尤其是电影行业，最上游资源的最关键环节都在北京，你在这里的时间成本是最低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最大的。”张小北历数道，“从剧作、制作、投资，到电影的营销、宣传、发行，不管你想从电影行业哪个环节进入电影行业，在北京都是机会最多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2年北京生产了故事片243部，占全国27.2%；电视剧98部，占全国19.4%。而在上海交大发布的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中，北京以指数值82.75占据榜首，远远高于第二名广东省的48.52。2009年，上海曾与北京同居第一梯队，但从2010年起至今，上海排名下滑，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组成了第二梯队。绝大多数西部地区得分均低于20分，排到了12名之后。

北京病人

北京还是一座病人的城市。2012年整整一年，9974家卫生机构接待了1.85亿人次的门诊，比内蒙古、吉林两省门诊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这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顶级的医院，协和、301、儿童医院、积水潭……等等，同时也吸引了全国最多的病人。一个患儿由父母带着来到北京大学妇幼门诊，周四下午去挂周五仅有五个的专家号，放号前，仅仅因为一个人插队，就前功尽弃。一个14元的专家号，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到了上百甚至上千元。

王航的妻子怀孕了，为了检查，他要凌晨五点去排号。好容易等到上班放号，却被告知该医生当天停诊。这位专业学医并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的年轻人，由此想到能否借由互联网做一些事情。“上学时我们就知道，大量的专家集中在北京。”王航说，“北京是首都，长久以来学术水平高，北京的院校和项目更容易得到支持。而医学上的人才也更愿意留在北京，这样积累下来，北京的医疗资源就越积累越多。”

最终，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好大夫在线”，患者可查询到全国3000多家医院的诊疗信息并在线预约门诊，专家可以在线解答释疑，并进行医疗知识科普。网站收录的医院中，北京地区的占总数的5%，在30万的医生库里，北京占了10%，但是从患者咨询的问题中，有30%是北京的专家回复的。王航说，“从网站上回答问题的情况看，能够处理重大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医生中，北京的医生更多，也更有发言权。”

但是“好大夫在线”解决不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张妍放弃那些技术精湛的三甲医院了，她更偏好高端私立医院。大多数时候，钱总是能解决问题的。

金钱永不眠

张妍是天津人，英国某名校毕业后，为了离父母近些，放弃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机会，进入北京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CBD。

这里是北京外企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三万多家企业中，世界500强就有两百多家。7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设在张妍周边的区域，这占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资企业有两万六千多家，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的数量不到北京的一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业生产总值接近50亿元，其中有6.95亿元是包括张妍在内的30万金融行业从业者制造出来的。不过北京金融业的重镇不在CBD，而在金融街——被长安街、阜成门内大街、太平桥大街、南礼士路四条街道围起来的近150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北京乃至全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2012年4月13日，中国北京金融街，一个店员装扮成财神爷在派发优惠券（IC/图）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这里办公，三分之一的全国商业性银行和60%的保险集团把总部设在此处，每天有10万人到1400多家金融机构里上班——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5万亿元，占全国比例接近一半。

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国的房地产及资本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发布报告称，全球最贵的办公地点中，金融街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圣詹姆斯与香港中环。但就这样，大量的企业还在想办法进驻这里，千合资本的老总王亚伟就正在作此打算。

现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京国际大厦，距离金融街8公里，若交通顺畅，半小时即达。但对王亚伟来说，这仍太远了。这位被业界称为“中国股神”的大佬，感觉现在与行业交流太少，也难以忍受距离监管层较远——在他看来，这会一定程度影响自己信息的获取。

在这块弹丸之地，一天有上百亿的资金流进流出，一年政府能从这里收走2482.8亿元的税收。靠着这个金融大户，西城区也一跃成为北京税收最多的区域。2012年，西城区的税收总额为3074.2亿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一年的税收才2746.8亿元，安徽省一年税收3065.1亿元也不过和西城区相当。

中关村帝国

2013年12月，金融街上的决策者们对比特币支付下达了管制令，这令创业者李林大为紧张。

一年前，他刚刚在上地创办了一家比特币交易网站火币网，准备在这个行业大展身手，现在央行的政策很可能掐断自己的活路。焦虑之中，他听说央行支付与清算司司长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便很快通过清华大学联系到了这位司长。在向司长打听政策导向后，李林得出结论“未必那么悲观”。考虑到银监会还没作出类似限制，他们找到了几家银行，建立了用银行汇款充值的渠道。正是在那以后，火币网一跃成为国内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人们愿意留在北京，一个原因是在这里常常能找到你需要的人。

李林是湖南衡阳人，曾在甲骨文公司工作两年，辞职出来后就一头扎进中关村的创业圈。这里原本也是一条范围有限的街道，以卖电子产品为主。现在，这里光上市公司就有了224家，包括人们熟悉的腾讯、百度、谷歌、微软、联想等巨头。

早先的区域，早已经容纳不下政府和企业扩张的胃口，中关村开始在北京各个区县开疆拓土，在西城、朝阳、昌平、通州、密云、延庆……几乎所有北京区县，都有了“中关村”的名头。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的区域范围达到了十六个园区。

在这个庞大如联邦帝国一般的园区里，聚集了中国最为密集的科教、智力人才。超过1.5万名像李林一样的创业者，在民居里挥汗如雨、在写字楼里通宵熬夜。还有几个年轻人曾在中关村街头漫无目的逢人便问对方是否愿意在网上把钱借给别人，他们打算做一个互联网理财产品，但收集了200份调查，只有三四个人愿意，不过没关系，做起来再说。而另一个80后，则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愿望是五年内满足员工的所有愿望——女员工想结婚，男员工希望管理一个全是女孩的团队……各式各样的创业者，在3W咖啡、车库咖啡等创业者最喜欢的聚集地相遇、交流、碰撞。最终，在中关村里创造了6000家企业。

全国各个城市都在用同样的方式、甚至给出更大的力度扶持创业者，但许多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希望最后再搏一搏的中年人，似乎除了中关村谁都不认。中关村官方不无炫耀地对外宣称，每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投资案例，有三分之一出自中关村。

当李林需要为公司招人时，相对容易就找到合适的。“北京叫得上名的互联网大公司有几十个，人才流动大。”这位年轻的老板设想过，如果在杭州或者深圳，他就只能高薪从阿里巴巴、腾讯去挖人了。“保持行业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最浓的氛围就在这里，李林说，“上海那些同行每月都要固定来北京几次。”

学术与政治

中关村的势力范围内，有41所高校坐落其间，不乏北大、清华这类名校。李林就常去这些学校参加关于比特币的学术讨论。

教育，是这座城市最为优质的资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这个的数字在全国范围内并无优势，但这些学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国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虽然在同时位列211和985名单的中山大学已经做到了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但任剑涛仍然决定离职北上。2009年起，他进入人民大学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

“当时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剑涛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北京，一是看重其专业内部的竞争和优势，“北京聚集着更多优秀的人才，学术交流的平台更高。二是社会反响。北京集中着优秀的报刊和新媒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关注和传播。三是权力反应。我们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关注，我们也更容易成为中央领导的‘座上宾’。”这位以政治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以前在广州的感觉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关注，“在中央看来，你就是一个地方机构。现在就不一样了。北京的优势是摆在桌面上的‘权力优势’”。

北京资源知多少(2)

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然支持任剑涛的判断。2012年国家项目的课题数共有79343项，而北京的研究机构就承担了48100个国家项目的课题——这些课题经费支出达到455亿元，几乎是全国课题经费总支出1078亿元的一半。即便不考虑钱的问题，查资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单计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北京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为1.01本，很多沿海发达省份与此差距并不大，但加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后，北京的人均数量则达到了2.69本。

唯一的长安街

北京的道路总里程5万多公里，其中有38公里极为特殊。2010年，它决定再向西延长6.46公里，就迅速吸引来了1350亿元的投资项目。它是长安街，它被定位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机关都在这条街?上。

冯楚军是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的研究员， 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现在开始做起了长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一些中央部委有不少关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学有在体制内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够服务于中央部委。”冯楚军说，他们后来承接了发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许多课题。

而这些经历转而又成为冯楚军他们拓展业务的资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课题是地方政府的……因为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会认为‘北京的和尚好念经’。由于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过咨询的经历，也比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国，与长安街发生联系，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证。

而对北京来说，长安街则是上述一切的源头。“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只能在有与无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任剑涛说，北京之于自己，不是认同关系，而是交易关系，这几年，每到放假，自己就会马上回到广州。

但只要有资源，离开的人就会回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即便有的人既不知道北京是否需要他，也不知道北京能给他什么，你也不能说这是盲目的选择。

现在去知乎上打开前面提到的那条问答，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远成”删掉了那条感动过很多人的回复，目前点赞最多是“柏邦妮”的回复，她也讲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自己的北京故事，结尾说：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本文刊发于《Vista看天下》269期特稿

二、***北京资源知多少***

导读：为什么要去北京？这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北京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只能在有与无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每一天都有人从外地来到北京。

在过去的十年里，北京增加了472.9万外来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总数达到2114.8万?人。

这让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到头疼。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目标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几年后，1988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北京目前执行的2004版人口规划要求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这一数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发展，意味着10年后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住房1.3亿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天然气需要增加50亿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吨；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到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这些外地人的脚步。靠户籍？没有用，最近四年，进京落户指标都没有超过1万。

为什么要去北京？

这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北京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爱电影去北京

这个春节，有约900万人离开北京又回到了北京，这里面大部分是外地人。

为什么不呆在自己故乡，却要去大城市打拼？这在春节期间成了热点话题。缘起知乎（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的一个问答，一位署名“王远成”的网友用很长的文字，回溯了自己2008年只身到上海打拼，直到2013年因为母亲患病返回家乡的过程。文中关于大城市与家乡三线城市的对比，激起无数人的共鸣，一时传遍网络。

“如果不来北京，我和电影之间的距离永远无法缩短到现在的距离。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以在梦想的道路上走这么远。”2月6日（大年初七）下午，张小北刚刚结束四五个小时的编剧写作，看到这组问答，在知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除了编剧，张小北还是一家预告片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这家工作室从两三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2013年一共给40多部国产片做过预告片和制作特辑，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国电影这两年随着整体市场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进步，越来越多全新的岗位正在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全新的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张小北说，预告片这个行业2011年之前是没有的，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如果不是在北京便没有机会争取到这个岗位。

1997年，张小北由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安徽合肥，做了一名电视台记者，2002年再次北上。因为在合肥，当时只有两个电影院三块银幕，“想看电影的话除了买盗版碟几乎没别的办法”。

爱电影的人只能来北京。“浙江横店是个很大的拍摄基地，很多群众演员聚集在那里，但如果你想真正成为演员，或者想成为一个明星，还是要来北京。尤其是电影行业，最上游资源的最关键环节都在北京，你在这里的时间成本是最低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最大的。”张小北历数道，“从剧作、制作、投资，到电影的营销、宣传、发行，不管你想从电影行业哪个环节进入电影行业，在北京都是机会最多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2年北京生产了故事片243部，占全国27.2%；电视剧98部，占全国19.4%。而在上海交大发布的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中，北京以指数值82.75占据榜首，远远高于第二名广东省的48.52。2009年，上海曾与北京同居第一梯队，但从2010年起至今，上海排名下滑，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组成了第二梯队。绝大多数西部地区得分均低于20分，排到了12名之后。

北京病人

北京还是一座病人的城市。2012年整整一年，9974家卫生机构接待了1.85亿人次的门诊，比内蒙古、吉林两省门诊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这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顶级的医院，协和、301、儿童医院、积水潭……等等，同时也吸引了全国最多的病人。一个患儿由父母带着来到北京大学妇幼门诊，周四下午去挂周五仅有五个的专家号，放号前，仅仅因为一个人插队，就前功尽弃。一个14元的专家号，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到了上百甚至上千元。

王航的妻子怀孕了，为了检查，他要凌晨五点去排号。好容易等到上班放号，却被告知该医生当天停诊。这位专业学医并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的年轻人，由此想到能否借由互联网做一些事情。“上学时我们就知道，大量的专家集中在北京。”王航说，“北京是首都，长久以来学术水平高，北京的院校和项目更容易得到支持。而医学上的人才也更愿意留在北京，这样积累下来，北京的医疗资源就越积累越多。”

最终，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好大夫在线”，患者可查询到全国3000多家医院的诊疗信息并在线预约门诊，专家可以在线解答释疑，并进行医疗知识科普。网站收录的医院中，北京地区的占总数的5%，在30万的医生库里，北京占了10%，但是从患者咨询的问题中，有30%是北京的专家回复的。王航说，“从网站上回答问题的情况看，能够处理重大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医生中，北京的医生更多，也更有发言权。”

但是“好大夫在线”解决不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张妍放弃那些技术精湛的三甲医院了，她更偏好高端私立医院。大多数时候，钱总是能解决问题的。

金钱永不眠

张妍是天津人，英国某名校毕业后，为了离父母近些，放弃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机会，进入北京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CBD。

这里是北京外企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三万多家企业中，世界500强就有两百多家。7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设在张妍周边的区域，这占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资企业有两万六千多家，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的数量不到北京的一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业生产总值接近50亿元，其中有6.95亿元是包括张妍在内的30万金融行业从业者制造出来的。不过北京金融业的重镇不在CBD，而在金融街[0.44%资金研报]——被长安街、阜成门内大街、太平桥大街、南礼士路四条街道围起来的近150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北京乃至全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这里办公，三分之一的全国商业性银行和60%的保险集团把总部设在此处，每天有10万人到1400多家金融机构里上班——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5万亿元，占全国比例接近一半。

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国的房地产及资本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发布报告称，全球最贵的办公地点中，金融街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圣詹姆斯与香港中环。但就这样，大量的企业还在想办法进驻这里，千合资本的老总王亚伟就正在作此打算。

现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京国际大厦，距离金融街8公里，若交通顺畅，半小时即达。但对王亚伟来说，这仍太远了。这位被业界称为“中国股神”的大佬，感觉现在与行业交流太少，也难以忍受距离监管层较远——在他看来，这会一定程度影响自己信息的获取。

在这块弹丸之地，一天有上百亿的资金流进流出，一年政府能从这里收走2482.8亿元的税收。靠着这个金融大户，西城区也一跃成为北京税收最多的区域。2012年，西城区的税收总额为3074.2亿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一年的税收才2746.8亿元，安徽省一年税收3065.1亿元也不过和西城区相当。

中关村[0.76%资金研报]帝国

2013年12月，金融街上的决策者们对比特币支付下达了管制令，这令创业者李林大为紧张。

一年前，他刚刚在上地创办了一家比特币交易网站火币网，准备在这个行业大展身手，现在央行的政策很可能掐断自己的活路。焦虑之中，他听说央行支付与清算司司长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便很快通过清华大学联系到了这位司长。在向司长打听政策导向后，李林得出结论“未必那么悲观”。考虑到银监会还没作出类似限制，他们找到了几家银行，建立了用银行汇款充值的渠道。正是在那以后，火币网一跃成为国内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人们愿意留在北京，一个原因是在这里常常能找到你需要的人。

李林是湖南衡阳人，曾在甲骨文公司工作两年，辞职出来后就一头扎进中关村的创业圈。这里原本也是一条范围有限的街道，以卖电子产品为主。现在，这里光上市公司就有了224家，包括人们熟悉的腾讯、百度、谷歌、微软、联想等巨头。

早先的区域，早已经容纳不下政府和企业扩张的胃口，中关村开始在北京各个区县开疆拓土，在西城、朝阳、昌平、通州、密云、延庆……几乎所有北京区县，都有了“中关村”的名头。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的区域范围达到了十六个园区。

在这个庞大如联邦帝国一般的园区里，聚集了中国最为密集的科教、智力人才。超过1.5万名像李林一样的创业者，在民居里挥汗如雨、在写字楼里通宵熬夜。还有几个年轻人曾在中关村街头漫无目的逢人便问对方是否愿意在网上把钱借给别人，他们打算做一个互联网理财产品，但收集了200份调查，只有三四个人愿意，不过没关系，做起来再说。而另一个80后，则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愿望是五年内满足员工的所有愿望——女员工想结婚，男员工希望管理一个全是女孩的团队……各式各样的创业者，在3W咖啡、车库咖啡等创业者最喜欢的聚集地相遇、交流、碰撞。最终，在中关村里创造了6000家企业。

全国各个城市都在用同样的方式、甚至给出更大的力度扶持创业者，但许多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希望最后再搏一搏的中年人，似乎除了中关村谁都不认。中关村官方不无炫耀地对外宣称，每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投资案例，有三分之一出自中关村。

当李林需要为公司招人时，相对容易就找到合适的。“北京叫得上名的互联网大公司有几十个，人才流动大。”这位年轻的老板设想过，如果在杭州或者深圳，他就只能高薪从阿里巴巴、腾讯去挖人了。“保持行业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最浓的氛围就在这里，李林说，“上海那些同行每月都要固定来北京几次。”

学术与政治

中关村的势力范围内，有41所高校坐落其间，不乏北大、清华这类名校。李林就常去这些学校参加关于比特币的学术讨论。

教育，是这座城市最为优质的资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这个的数字在全国范围内并无优势，但这些学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国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虽然在同时位列211和985名单的中山大学已经做到了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但任剑涛仍然决定离职北上。2009年起，他进入人民大学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

“当时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剑涛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北京，一是看重其专业内部的竞争和优势，“北京聚集着更多优秀的人才，学术交流的平台更高。二是社会反响。北京集中着优秀的报刊和新媒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关注和传播。三是权力反应。我们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关注，我们也更容易成为中央领导的‘座上宾’。”这位以政治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以前在广州的感觉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关注，“在中央看来，你就是一个地方机构。现在就不一样了。北京的优势是摆在桌面上的‘权力优势’”。

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然支持任剑涛的判断。2012年国家项目的课题数共有79343项，而北京的研究机构就承担了48100个国家项目的课题——这些课题经费支出达到455亿元，几乎是全国课题经费总支出1078亿元的一半。即便不考虑钱的问题，查资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单计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北京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为1.01本，很多沿海发达省份与此差距并不大，但加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后，北京的人均数量则达到了2.69本。

唯一的长安街

北京的道路总里程5万多公里，其中有38公里极为特殊。2010年，它决定再向西延长6.46公里，就迅速吸引来了1350亿元的投资项目。它是长安街，它被定位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机关都在这条街?上。

冯楚军是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的研究员，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现在开始做起了长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一些中央部委有不少关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学有在体制内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够服务于中央部委。”冯楚军说，他们后来承接了发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许多课题。

而这些经历转而又成为冯楚军他们拓展业务的资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课题是地方政府的……因为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会认为‘北京的和尚好念经’。由于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过咨询的经历，也比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国，与长安街发生联系，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证。